风中的阳光

     Clack相机是由德国爱克发（Agfa）公司在1954年——1965年期间推出的产品，早期产品为金属机身，晚期产品为塑料机身。这是一种构造简单的“盒子相机”，镜头为单片95mm透镜，快门分为M(约1/30秒)和B门两档，光圈约F11-12.5。采用120胶片，画幅6x9。以下照片采用乐凯120黑白胶片，ISO100。

     琴声响起的时候，我正坐在城铁上翻着上礼拜的《南方周末》，车厢里灯光惨白，乘客稀稀落落，报纸上登的全是些糟心事儿。这时，车厢另一端响起了琴声。

   弹琴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穿一件黄褐色的休闲西装，看上去还算干净。琴是一把缺角的木吉他，那不是什么好琴，在新街口的乐器商店里卖不会超过300元。那男人的技术似乎也并不太好，只是按着一个G和弦，有节奏地弹，嘴里还低低地唱着什么，但我听不清，因为他只是站在车厢的一端弹唱，并不往前走。

    走在车厢里的是一个大约8、9岁的小女孩。在各个乘客面前驻足，要钱。

    北京的地铁里有很多乞讨卖唱的人，常坐地铁的人对此早已熟视无睹。每当那一双双脏兮兮的手伸到自己面前，乘客不是装睡就是把眼睛挪开。我曾经注意观察过一对乞讨的老夫妇，走过一节坐满乘客的车厢，没有一个人给钱。当然，通常情况下我也不给。

   但这一次情形却有所不同，我看见那个小女孩一个乘客一个乘客地要过来，乘客们纷纷掏出钱包，成功率似乎很高。就这样她一直要到我的面前。

   那小女孩一双大眼睛，圆圆的脸蛋，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外套，虽然旧，却很干净，也很合身。也许是天气冷的缘故，她的脸冻得红扑扑的。她挪到我面前，就是站在那里，不说话。

    我故意放慢动作掏钱包，眼睛盯着她的眼睛，但她并不看我，眼睛看着某处，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就是那么默默站着。

     我从钱包里拿了一点儿零钱给他。她便道了一声谢谢，声音很清脆。

     我回头去看那个弹吉他的男人，那个男人也不和任何人对视，目光始终放在小女孩身上。见小女孩要完了一节车厢，他便向小女孩走来，调了调琴弦，一起走到下一节车厢。

    下一站我就该下车了，我提前站起来，走到车厢门口，其实是想看看他们在另一节车厢的收获。情况似乎完全和这节车厢一样：我看见那个在乘客面前表情木然的小女孩，正举着一叠零钱，连蹦带跳地向那个男人跑来。这是这趟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显然他们今天的工作不错。

     这一老一少穿过车厢往回走，车厢里很多人都在看他们，但他们却照旧不跟任何乘客对视，小女孩脸上兴高采烈，而那男人的目光只是落在那小女孩身上。

     过了一会儿车到站了，我下了车，不知怎么心里还是惦记着这两个人。我从站台上快步向城铁列车的另一个方向走去。在列车启动的时候，我又看见了他们。那个男人坐在一个座位上调着琴弦，而那个小女孩，则调皮地跪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像看着一个大明星似的看着那男人工作，那仿佛永远没有表情的脸上也变得生动了，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孩子一样。

    “贫困戏剧”的理论只听说过没见过，今天算开了眼了。感谢丈母娘的戏票。

    昨天是除夕，晚上看春晚看得无聊，出去溜达了一圈。大街上人真少，也没什么车，我一直溜达到火车站附近，不大的候车室里一个人也没有。空气不那么冷了，附近有零星的鞭炮声，有时走着走着，身后就有大团的烟火升起，绽放，回头看看，以为自己在演《断臂山》。

    昨天我试图回想了一下我能记住的除夕——已经过了三十几个除夕了，可是能记住的没几个，大同小异。记得有一个除夕是在亚光家过的，那是高中的时候，12点过后，我们几个聚在在亚光家的小屋里，熬了一夜。现在想来也奇怪，什么都没有，就那么熬了一夜，干什么了一点也想不起来。要不是有照片，断然不会记住这个除夕的。好像通宵就这一次。

    我不曾记得自己是多么盼望过春节，小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期盼，总觉得跟自己关系不大。提起过年，我总是能记住每年的大年初二下午。因为每年的初一或初二都是热闹非凡，家里姑姑叔叔一大堆人聚在一起胡吃海塞，胡吹淡侃，写字台的角落里摆满了亲戚们的东西，每年都会变：先是各种BP机，而后是手机，再后来是车钥匙。可是一过了每年的初二中午，便是曲终人散，什么都不见了，胡同里的阳光格外清冽——那是一年中唯一属于我的时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年前会去给亲人烧纸。街上除了鞭炮也有卖纸钱的了，我妈在买年货的时候也会带些纸钱回来。

    每年烧纸都是我的事，晚上找个路口，把一叠纸放地上点着，顺手再点一支烟。纸的火势由小及大，烤得手和脸都暖烘烘的。而后火势变小，黯淡，变成暗红的火星，被风吹散在空中。一支烟抽完，纸也烧完了。快过年的时候，路上会有很多这样的纸灰，有的旁边还用粉笔画着圈，大概是告诉人家不要去踩，好让地下的人也能收到人间的祝福。地下的人也会热热闹闹地过个年吗？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也不想去想。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上大学那一年是狗年，当时我们屋有一个家伙不止一次地跟我们说，除夕那天他做了个梦，梦见一只小狗在舔他的脚，结果那一年他就格外地顺。今年是牛年，昨天我上床之前就在想，我会不会也梦到一头牛呢？结果牛没梦到，梦到了一头熊。科学地说，这大概是因为昨天看春晚的时候随便换了几个频道，看了一会儿动物世界的缘故；不科学地说，这个梦八成是预示着2009年的股市——今年炒股的同学们要小心了。

     今天是年初一，在家宅了一天，哪儿也没去。我想下楼转转去，先发这篇东东，是为记。

     首先感谢露西阿姨提供的信息，让我过了一个不可能过的平安夜。

     我对平安夜的定义很简单：玩，不工作。（晚上工作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我总是中午才起。）

     虽然还是被领导拖住一个小时，没能把墨盒子绘本书馆看片会的动画片看全。但这个地方让我想起很多很多久违的事。近到在动画学院读书，远到童年。

    所谓绘本书馆，就是专门卖插画书籍、绘图故事画册之类的地方，不过不卖漫画。插画也是一门艺术。有一个个人感觉是，如果把油画比喻成高雅音乐，把漫画比喻成流行歌曲。那么插画，或故事画册就是音乐剧，雅俗共赏，且读者群很广泛，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

     我读过的第一本绘图故事画册是一本叫《快乐王子》的书，不长，全彩页，在我小时候算是比较牛逼的。只是读完后觉得故事太伤心了，一个黄金王子雕像，就那样变成了秤砣；一只快乐的小燕子，莫名其妙就给速冻了——这是童话吗？后来就比较排斥这种故事，近而排斥插画书籍——还不如小人书。直到导师向我们推荐王尔德，才知道那书的作者还挺牛逼的，是个人物。但重读王尔德时心境已完全不同。

    以前对插画有一种误会，认为那是给小孩子看的，是小人书的2.0版本。后来发现没这么简单。画册也有给成人看的。

    今天在墨盒子看到了澳籍华人陈志勇插画家画的故事画册，名字叫《抵岸》，讲述了一个移民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到新大陆打拼的故事。全书没有一个字，数百张画，画了整整四年。画风让我想起了米罗和达利，但米罗和达利从未这样让我感触。

   不说了，上图。

     下午在电影学院办完事，到五道口的雕，把剧本按导演的意思改完。这里有可以续杯的咖啡和无线网络。

    五道口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能看见各种神头鬼脸的人。天知道为什么这个铁路道口会成为一个和我、和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们渊源甚深的地方。这里碰见熟人的几率是北京其他地方的数倍。

    遇见熟人，见了面，打个招呼，或坐在一起喝杯咖啡，然后各走各的，生活就是以这种方式存在的。

      今天走过五道口的红绿灯，看到有衣着时髦的韩国女郎讲着韩语嬉笑经过，有神情落寞的白人青年在街边徘徊，还有摆摊商贩收停车费的协管和花招百出的各色乞丐，脑子里蹦出一行字幕——芸芸众生啊，我操！

       记得若干年前在一家法国公司打工的时候，那个负责市场开发的法国老板讲过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没有什么事是不能沟通的。”

          生活中的事越来越现实：剧本要写，课要上，房子要装修，学生要督促……好像一年来没有像最近这么忙过……这些事跟谁沟通呢，也没什么好沟通的，干就是了。

       韩老师的诗句到现在我还记着：“……在各式各样的床上，做着各式各样的梦”

       如果你找不到梦想。那么来五道口吧。在这个铁路道口汇集了横七竖八各式各样的梦想，这里能让你肾上腺素激增，忘我地继续在生活中扑腾。

    周二电影票半价，去看《画皮》。选择《画皮》是因为我有《聊斋》情结，尽管电影里那几个演员除了甄子丹和孙俪外，我都不是很喜欢。

    小说《画皮》的时代背景大约应该是明清时代，但电影里却把背景放在了汉朝，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也正是本片最大的新意：影片的服装，置景，道具一律是汉朝风格。不仅战士的盔甲上有饕餮纹，甚至马王堆出土的“错银铜牛灯”也被搬到了主人公王生的家里——只不过道具比实物大了好几倍。

    这年头拍古装片多少会招来一些非议，《赤壁》里不断的笑场就是很好的例子。还好《画皮》没有惹这些麻烦，不过我还是被小雷了一下。在小说里，男主人公是一位姓王的书生，也就是所谓“王生”，在电影里，王生变成了一位武将，但是还叫“王生”，这也说得过去，谁说姓王的武生就不能如此简称呢？但当电影里的士兵管王生叫“生哥”的时候，我真是有点犯晕——看来电影剧组找了一个精通历史的美术，但却雇佣了一个不懂古文的编剧。

    至于剧情，我没意见，商业片，只要剧情能自圆其说就成了，再挖掘一下人性妖性什么的就算很成功了。应该说整个电影都还可以，除了扒了皮之后的“妖”看上去就像是被火烧过之后的终结者之外，我对这电影没什么太大意见。

    但是看完之后，我还是有点失望。至于这失望，不在于导演和编剧，在于我自己。

    在某网站上，《画皮》被定义为“魔幻动作片”，电影也确实有点往魔幻的方向发展，但是如果说小说《聊斋》是一部“魔幻”作品我是断断不能苟同的——《西游记》《封神榜》也许可以定义为魔幻（事实上，鲁迅先生将前者定义为志怪，后者定义为神魔）。我想说的是，把志怪风格的东西演绎为神魔，就失去了应有的味道。神魔小说从一开始就虚构了一个神魔并存的世界，也并不解释这个世界的由来。而所谓志怪，其背景应该是现实世界，否则“怪”便无从谈起。而小说《聊斋》的魅力也正是在于此：一切都在现实生活中，仿佛我们每个人都能遇到。电影《画皮》的背景当然也是现实世界，只可惜多出了一个武功高强的蜥蜴精——当然这完全是为了剧情需要，让周迅扮演的狐狸精能有个说说心里话的对象，否则狐狸精就只能靠内心独白来吐露心声，如果这样的话，屏幕上周迅的表演就只能走琼瑶路线了。

    如果通读《聊斋》就会发现，在小说《聊斋》里有大量的“鬼”和“狐”，但“妖”和“神”却很少。这是因为鬼狐离老百姓比较近，而妖神却比较远。一说鬼狐，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性格特征：鬼有阴气，会伤人，为了投胎找替身也会害人。而狐为了修炼，要“采阳补阴”，会变成美女迷惑人，也会使用幻术。即便在小说中反其道而行之，也大体脱离不了上述性格基础。但“妖”是干什么的？长什么样？和人什么关系?恐怕很难有定论，至于“神”，就更模糊了。在小说中“神”往往都带有官职，有一些特权，基本就和地方官差不多。老百姓不是顶礼膜拜就是避而远之。拿来拍电影的话怕是没人看了。

    在我看来，电影《画皮》虽然改编自《聊斋》，但风格更像是戏曲《白蛇传》，有人和“妖”的打斗，还给妖赋予了一定人格。顺便说一句，戏曲《白蛇传》改编自《三言二拍》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5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东映公司将小说改编成了动画片《白蛇传》，成为日本动画中的经典，日本人非常忠实于原著，没有象戏曲那样作出善恶的判断。（在原著中白蛇和青蛇基本就是俩女流氓）。那动画片改得也同样很精彩，做法很值得现在的古典改编者参考。

    挑了这么多电影的毛病，我发现自己其实还是挺喜欢那电影的——不喜欢的话干脆就闭嘴了。还是那句话，只要能在情节上自圆其说，电影怎么改都不为过，这是编剧和导演的权利。把《画皮》改成《白蛇传》我也没意见，戏曲，小说和动画版的《白蛇传》我都挺喜欢。只要不像电视里新版《聊斋》改成《春光灿烂猪八戒》那样，我就谢天谢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