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两年前，我写了个剧本。当时是为了投学校的一个奖，两个星期之内赶出来的。写那个剧本之前正好赶上过年，为找一些灵感，我便在护国寺一带瞎溜达，后来剧本写完了，名字就叫《护国寺》。

       我从小生长在那一带，对那里的每一条小胡同都很熟悉，没事的时候我喜欢去那里转转，那些住在胡同里的爷爷奶奶大爷大妈给过我很多灵感。昨天美欣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也正在那一带溜达。天气很冷，那一带几乎没什么人，路面上有一些残雪，店面和酒吧门庭冷落，胡同里漂浮着蜂窝煤炉子的味儿，这种气味让我感到真的回到了冬天的北京。接完电话的时候，刚好一辆载着游客三轮车从我身边经过，车夫用带有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向游客介绍恭王府围墙的厚度。拐过一条胡同，两个收破烂的外地人一边收拾废品一边聊天，其中一个问另一个：

      “北京最贵的饭店是哪家？”

      “是京门饭店！”

        我分辨不出他们的口音，也确实不知道北京最贵的饭店是哪家。

        美欣是几年前我在剧组里认识的，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忘记是学编导的还是戏文了，不过当时她在剧组里干的是制片的活儿。她是云南人，不是白族就是瑶族，在北京已经混了几年，很典型的北漂。她说请我吃饭我就知道她一定是有事找我，不过还不知道是什么事。

        她家楼下只有两家涮羊肉馆子，生意火暴得不得了。在饭桌上，她告诉我她现在在三元桥附近的一家影视公司做编导，找我主要是想征求我的意见，可不可以把我的剧本拿去拍了？在这之前，她曾将我的剧本拿给制片人看，制片人也觉得可以拍。最后，美欣小心翼翼地说：

      “我正在找投资，等拍了之后会署你的名字，还会给你钱。”

         当时我笑了笑说：拿去随便拍。

        坦率地说，我对这个剧本投拍是不抱有任何希望的。我告诉美欣自己感觉写得并不令人满意——两个星期能赶出什么东西？而且那是照40分钟的动画片的路子写的，长度不够不说，还有一些内容实拍是无法实现的。隐约中我意识到自己好象不希望这个剧本被拍出来，永远不要被拍出来。

        美欣说：虽然故事简单，但那种感觉特别好……

        看着美欣，我实在没法告诉她这所谓“特别好”的感觉完全是在胡同里溜达出来的。我又想起了自己在胡同里的收获，现在北京的胡同里几乎看不见什么年轻人了。如果有，也是外地务工人员，这仅仅是因为胡同里的房租便宜。我小的时候玩沙包和跳房子的地方，现在跑着他们的孩子。土著居民只剩下了老人，在胡同里随处能看见上厕所归来的颤颤巍巍的大爷或大妈。等他们死了，天知道胡同又将变成什么样子。我想，当时我之所以把剧本里的那个故事背景放在了解放前，很可能只是因为我无法把握住现在的北京。

        在去见美欣之前，我特意在胡同东口的一家麻辣烫馆子里吃了点东西。这家店的店主人是99年前后从四川来的北京，当时只是在胡同口的小超市前摆了个摊子。那时我还住在这条胡同里，他们的麻辣烫做得非常地道，我没事就会去光顾。而那家小超市在我小的时候是一家粮店，我差不多每个月都要从那里扛着几十斤的大米回家。现在，四川店主人将那家从前的粮店，后来的小超市盘了下来，改成了专业的麻辣烫馆子，馆子里跑堂的是一个操着地道北京话的中年汉子，我不知道这人是不是以前粮店的下岗职工。而9年前四川店主摆摊的地方，现在是一个蜷缩在瑟瑟寒风中卖烤羊肉串的河南妇女。她会是这家店未来的主人吗？我也不知道。

       这城市有太多象美欣和那四川店主一样艰苦追求梦想的人了，他们希望住进最贵的饭店，拥有自己的事业。北京因他们而产生活力，同时也把他们的梦想照亮。我记得我从麻辣烫馆子出来的之后想穿过一条小时侯常走的胡同去坐车，结果竟然迷了路，靠一位大妈的指点我才来到了大街上。大街上灯光特别好，路边的很多小店我都不认识了。我想，我的北京，是一座逐渐消失的废城。它只应该存在于一个无法被投拍的剧本中，永远地被历史和记忆埋葬。

      永远。

    早上快醒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是个春梦，觉得有意思，爬起来拿笔记了下来。    ……（前半截缺失）……吃完晚饭后，我回到学校新分给我的宿舍。这宿舍里很简单，只有一左一右两张棕床。和我同住一个寝室的是我的一个练体育的女学生，这个女生穿着红色的运动服，大眼睛，长圆脸，短发，个子和我差不多高，我知道这是我的一个学生，但我不认识她。

    正是周末，这个女生好象要回家，她每隔一周回姥姥家，下一周回奶奶（和爷爷）家，这周正好她要回爷爷家。

    女生问我：“老师你回家吗？回的话可以一起走。”

    我正靠在床上看书。我说：“我不回。”（其实我是想回的，但为了避嫌，不想跟这个女生一起走。）

    女生很不高兴，躺在自己的床上，面冲着墙。

    我觉察出她的不高兴，就问她：“你是不是不敢一个人走夜路？”

     她很高兴地转过身来说：“对！对！我一个人不敢。”

     我问她：“你爷爷家住哪儿？”

    她说：“就住在董其君墓附近。”

    我一想，那就应该是马连良墓附近。

     然后我问她：“是不是在林科院那站下车？往山上走？”

     她说：“对，上山的路口有一个大碉堡。”

     我想了想，如果送她的话，就是先下车多走一段山路，下山之后回到林科院那站还能赶上末班车。

     于是我同意和她一起走，然后去找手电。我有三个手电，一个装二号电池的粗一点，还有两个装五号电池的细一点，我打开那个粗一点的手电，电量不足了，灯光也不是很亮。我又打开那两个细一点的手电，灯光是很亮，但我在担心这两个手电的电量能坚持多久……

然后我被尿憋醒了。

     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但我必须老实地承认这是一个春梦，而且是个虚伪的春梦。

     第一，这个女生是谁？这个学期我确实在带一个运动员班，里面也有穿红运动服的女生，但肯定不是梦里的这个。醒了之后我努力地回想了一下她的长相，发现她长的有点像我小学的一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在很小的年纪，大概8、9岁吧，就出现了第二性征——能看见胸了。这让男生们好奇不已。大概一年前我在小学同学录上看到了这个女生的照片，长相跟小时候几乎没什么变化，梦里这个女生就是这个长相。而这个虚构的女生那二了吧唧的劲儿很象大蘑菇，每隔一周去姥姥家或奶奶家这一点显然来源于我的外甥女和侄女。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梦里的女生为什么穿着一件从现实学生那里“借来”的红运动服了，一，这代表着她是我学生，老师和学生是不能亲近的——前不久有一个女生兴致勃勃地邀请我和四脚猫出去爬山照相，被我给推了，我不想跟学生有什么瓜葛——在梦里这表现为“避嫌”。二，穿着宽松的运动服可以遮挡第二性征。

     第二，学校新分我的那间宿舍。当然，现实世界中的学校还没有给我如此待遇。如果分析一下地点，就会发现梦在暗示这个宿舍在什么地方——坐车回家要经过林科院，那这个宿舍的位置只能在香山。去年夏天我和大蘑菇经常去香山玩，记得我曾想过将来能在香山附近买个便宜的小房子，一起住在香山就好了。梦显然是提前替我完成了这个宿愿。

      第三，记录完之后，下面这段对话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问她：“你爷爷家住哪儿？”

她说：“就住在董其君墓附近。”

我一想，那就应该是马连良墓附近。

     马连良墓就在香山植物园里，这显然引证了刚才关于香山的暗示，但问题是，董其君是谁？醒来之后我努力地想了想，突然恍然大悟，这是梦跟我开的一个和善的玩笑。

     我爷爷奶奶都葬在万安公墓，离他们的墓不远的一个墓区，有几个名人的墓，其中就包括中国最早的女企业家董竹君，这个董竹君是一个传奇人物，早年是一个妓女，后来嫁给军阀，接受了进步思想，开始实业救国，开办了锦江饭店，也就是后来的锦江集团。董竹君是一个有很多争议的女人。我挺佩服这个女人，但是总觉得她早年当过妓女这一点实在是美中不足，有时我去墓地看爷爷，也会顺路在她的墓前站一会儿，但一看到她老人家我总是很不体面地想到“妓女”这个词，但我又觉得总这样看待一个爱国的女强人实在不好。

     在梦里，董竹君的名字变成了董其君，这是因为我的潜意识里想回避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让我感到了自己的不体面。此外，在我看来，“妓女”这个词和不道德是挂钩的，所以这个名字也在暗示我“送自己的女学生回家”是不道德的。

      顺便说一句，我一直把爷爷奶奶的墓当成自己真正的家，每次去扫墓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第四，林科院、上山这些情节显然还是源于爬香山时的经历，但我搞不明白为什么香山的碉楼在梦里会被演绎成碉堡。大概是因为小时侯住在集宁的时候那城市边缘的山上也有很多碉堡的缘故吧？

    第五，手电筒，我确实有两只手电筒，一大一小，也是爬山的时候买的。就在做梦的前一个晚上我还拿那个小手电找东西来着，当时也确实怕那小手电没电了。不过还好，电还很充足。但是在梦里，两个手电筒变成了三个，一大两小。按照弗洛依德早期的理论，手电筒这样的住状物体代表的是男性生殖器。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那么梦就是在反映我对自己性能力的焦虑。当然目前的我还没出现这种问题，但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大，这样的问题是有可能随之而来的。所以梦里的手电筒才会有一个不太亮，另外两个电还充足，而我却担心他们能亮多长时间的问题。我想，之所以现实中的两个手电在梦里变成三个，大概也是潜意识里要给自己增加一点保障的意思。

    这个梦很有意思。前一阵子看了一本书《Stuff of sleep and dreams》,是一本关于文学心理学的书，结果自己就做了这么一个梦。把它记录下来分析一下。发现自己的春梦原来做得也这么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