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的修订告一段落，本来可以松口气了。晚上上网瞎球转，看到一个纪念文革的网站，就那么浏览了下来。看完之后心情极其沉重。本来答应磨大菇同学的一片文章也没心情写了。顺延吧。

 

     前两个月国际动画协会前副主席大卫.埃瑞克来学校讲学，我负责做他的翻译，其间交流了不少和文革有关的话题。大卫是一个动画家，同时也是动画史研究专家，80年代的时候他获得官方批准去采访美影厂的一些老导演，其中有一些人在文革的时候遭到过很多迫害。象很多外国人一样，大卫对他们在文革时期的遭遇非常感兴趣。同时他也很想知道年轻一代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大卫问我知不知道巴金关于文革博物馆的建议，我说知道。他问我是否觉得应该建立这么个博物馆。当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作为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我个人对那段历史也非常感兴趣，我很想知道那时中国人怎么了？为什么会那样？集体疯了？

       大卫非常困惑，他告诉我说，他采访过的很多文革受害者都觉得不应该建这么个博物馆，理由是那段经历太惨痛了，他们不希望再回忆起来。

 

       今天看到这个网站上提到在文革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个老师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老师，她的死亡过程真是惨不忍睹。看这篇文章的时候，碰巧三姑妈在线，我就把这个网站转发给了她。三姑妈是老三届的学生，在北大荒呆了十年，人生中最好的部分都献给那里了。出乎我意料的是，三姑妈看完以后说：

       “打死我们校长的是舢板队的一个同学，当时和我关系还不错，我目睹了全过程，文章写的并不夸张。”

       这时我才想起来三姑妈原来也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三姑妈告诉我，当时那个学校的学生都是高干子弟和高知家庭的孩子。但是只有高干子弟才可以当红卫兵，象我家这种出身不好的都没份。三姑妈接着又说：

        “那个打死校长的同学去了美国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她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突然不知该说什么了。最后，三姑妈说：

           “文革是一场宗教运动，它能让人变成鬼，让少女变成恶魔。我们是不堪回首了，已经平复的伤疤把它撕开更疼。”

            

           说实话，我有点后悔给三姑妈看这篇东西了。我想，如果有人再问我什么关于文革博物馆的事，为了我们的亲人，也得掂量掂量了。

        

 

 

 

 

      “杭州，变得这么快。十年的功夫，她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城市，从中我几乎找不到任何记忆中的东西。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女生们裸露的更多，也更难以掩饰心中的欲望。好象永远是夏天，女生们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皮肤白皙，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地发黑。”

      3号晚上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郁刚让我帮他整一段“晚会”的开场白，仓促之间只能借过陈蕾的钢笔，把《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这段开场白趸了上去。坦率地说，我对自己很不满意，这不满意倒不在于这一段不是自己的原创，而在于我不太确定这是否是所有同学共同的记忆。

      杭州，变得确实很快。我上一次来杭州是在2001年，那时学校的宿舍楼和食堂还没拆，老蒋也没有现在这样胖，拱宸桥这边还是能认得出来的。

      到场的那么多同学中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同学是我毕业后再没有见过的，其中包括俞哲鹏，俞哲鹏只在3号晚上的聚餐会上露了一脸，然后就消失了。他没有传说中胖到那样夸张，当然也确实胖了些，但其变化幅度绝对不如其他人那样有视觉冲击力——据说是胖了之后又瘦下来了。不过从感觉上说，他确实是有变化的，只是变化在哪儿，我实在是说不出来。

       最后一餐饭的时候，跟老蒋笑谈说应该弄个“surprise top 10”，归纳一下自己最感到意外的东西是什么，我在自己的“熟悉”范围内整理了一下“意外”，到不了十条，只有以下几条：

       意外之一：这次聚会的发起人是韩鹏——虽然他发起了本次聚会我也接受，但事后一想觉得他是发起人这一点实在是不可思议。

       意外之二：除了黄毅是公差到杭之外，赵勇春是到的最早的——此前丫一度声称要最后一个到场，结果他到了才发现自己是头一个——“因为你到达在我们到达之前，所以这次还是你失恋。”

       意外之三：没有人喝高。男生们喝酒一直是传统，在杭州几天也是天天喝，不过没有人喝高——因此这次聚会少了不少亮点。哦，唯一一次喝高事件发生在谢劢款待其频道总监的酒桌上，是喝那种“业务酒”喝高的。

       意外之四：老蒋这么大个干部居然就骑了电驴——这次同学聚会就跟车展差不多，去吃饭的时候私家车排成了一溜，知道的是同学聚会，不知道的以为谁结婚了。只有老蒋的坐骑是一头“电驴”，刘静说：这就叫高人！

       意外之五：我自己的不太意外。

       拱宸桥这边已经拆了，学校也没了。同学们都胖了。按说自己见到之后应该大吃一惊，不要说我，就连陈蕾和刘静也差不多有十年没有去过拱宸桥那边了。她们杭州同学自己之间也很少联系，用陈蕾的话说：“我这几天跟老蒋说的话比过去十年加在一起都多。”

       不过，我自己对上述变化还是不太意外。这些变化都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的，况且大部分同学们基本还是那个样子——王大猪打起双抠来依然叫嚣，哈图依然试图泡女生并且依然未遂。

       说到变化，刚才提到了感觉变化最大的是俞哲鹏——哪儿变了我说不出来——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意外。对于这种“说不出来的变化”，刘静做了个解释：“对于俞哲鹏来说，他在广专的生活是痛苦和不愉快的，而且他也为那段生活付出了代价。因此后来他就把自己和那段生活切开了，对于他来说，离开学校的那一刹那就代表着他彻底告别了这段生活，广专对他而言已经结束了。”

       我接受刘静的说法，这也让我明白了我的“意外之五：不太意外”——虽然校舍没了，拱宸桥拆了，大家也胖了，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广专的生活对我们来说还没结束，无形之中，它还在每一个同学身上延续，所以面对变化，我不太意外。